农民日报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叶辉：故乡临海是我生命的底色

“故乡赋予我的平民意识

成就了我的职业底色”

今天（6月29日）

《农民日报》刊文

《叶辉：故乡是我生命的底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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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叶辉

正是故乡的生活，

决定了我能走多远、飞多高，

正是故乡的土地养育了我的性格，

也为我的职业打下了底色。

这种底色决定着我对事物的看法，

甚至决定着新闻题材的取舍。

许多人对故乡的回忆总是充满诗情画意，而我却不同。

曾经，故乡留给我的是痛苦的记忆。每当我读到一些怀念故乡的文字，就会自问：我爱故乡吗？

我是1958年回到故乡的，那时我4岁。

那一年，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逐出杭州，遣送回祖籍监督劳动，母亲和我们弟兄仨也一起受株连回乡。表叔的箩筐，一头我，一头弟弟，把我们挑进苦难的岁月。

我的祖籍是浙江台州临海一个叫温家岙的小山村，村前一条小河，几根木头连成的木桥摇摇晃晃，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。全村百户人家，黑瓦石墙，屋舍低矮，竹篱小院，鸡犬之声相闻。

山村不通公路，没有电、没有广播、没有学校。村民生病去佛殿求香治病，迷信盛行，灵姑作法，法师驱妖，旱必祈雨，灾则求神，荒唐事常发生。如堂伯典妻：堂伯残疾未娶，为延香火，租同村一穷户之妻同居，至儿子出生才“妻归原主”，婚姻法已在，典妻却无人以为忤。

我们回乡时，村里已实行集体化。父亲少小离家，不擅农活，加上肺结核刚愈体弱，每天只有4个工分（壮劳力10分，折合人民币2毛钱），折合人民币8分钱，却要养活城市长大的母亲和三个幼子，生活极度艰窘。

回乡不久，遇上饥年。我们家陷入绝境，父亲一次次饿昏田头，母亲又染上了肺结核，医生宣告不治……

饥饿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为了活命，我们四处找吃的，挖野菜、摘野果，甚至捡掉在地上发黑风化的干红薯叶，用水泡涨作为主食。刚烈的父亲无法忍受歧视、羞辱和饥饿，几次想一死了之。是柔弱的母亲挽救了这个家，她对父亲说：“我们死很容易，三个孩子怎么办？”

为了活下去，父母决定把弟弟送给无子女的表叔。那天，表叔来领弟弟，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声强烈地刺激了母亲，她踉跄着追出去抱住弟弟：“要死我们死在一起！”

1962年我入学了，小学设在邻村的一座破庙里，但读了没几年，我辍学了。此后放牛、当樵夫、做守林员，学会了所有农活，我成了货真价实的农民。

村里田少，难以果腹，村民纷纷外出学艺。哥哥和我学木匠，弟弟学油漆匠。我们亦农亦匠，游走乡村，苦度岁月。

这期间，我们家受到冲击，村里的许多活动不许我们参加。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，会议主持者宣布：“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滚出会场！”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狼狈逃离，那些歧视的目光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一次砍柴，我捡回一根竹梢，被人告发，村革委会说我“破坏山林”，罚款5元。当时我只有5个工分，这一处罚，是我50天的劳动所得。

长期的歧视扭曲了个性，我的语言功能严重退化，成为一个极度木讷的人。

填饱了肚子，另一种饥饿却接踵而至——精神上的饥饿。进入青春期后，我陷入极度的苦闷中。就这样终老山村，我心尤不甘！

已回杭州大学工作的父亲不断来信，鼓励我们多读书，即使当农民，也要当个有文化的农民。但山村无书可读，父亲留下的数百部文学名著已被焚毁，我们到处借书，却所获甚微。

不能上学，没有书读，山村逼仄的环境使人精神窒息。家乡多山，独坐山巅，我的思绪就会飞到重重叠叠的山峦之外：那个山外的世界神奇而又陌生，我何时才能看上一眼？哪怕一眼！

机会意外来临：1976年，县建筑公司招募民工赴武汉援建武钢，我被录用了。

是年3月，临海上百名民工转道上海，乘长江轮赶赴武汉。迎风站在甲板上，我心中充满了逃离后的快意，“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”，我期望不再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山村。

但那次的逃离是短暂的。尽管我身在武汉，我的农村户籍却把我拴得死死的。

1978年底，父亲来信，让我和弟弟马上回杭州，等待落实政策。

天降福音！我喜极而泣，终于可以真正逃离故乡了！我告别工友，风尘仆仆赶赴杭州，一路上沉浸在回城美好生活的冥想中。

然而，命运同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：因回城人多拥堵，落实政策终止，回城梦碎。似乎有一只巨手从故乡伸出，将我牢牢拽住，将我逼回故乡。

命运关上了门，却打开一扇窗：等待落实政策的几个月中，父亲让我和弟弟进补习班复习，目的非为高考，而是为将来就业打基础。没想到阴差阳错，高考后杭州大学扩招，我被录取。

是幻？是梦？不知身在何处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正在农家屋檐下做木工。那张薄薄的纸切断了几十年捆绑着我与家乡的那根绳子，我就像脱绳的风筝，终于自由飞向蓝天，心中充满了激动。我在故乡已经待了19年了。

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，南来北往，几乎跑遍所有省市。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沉迷在工作中，紧张并快乐着。

我是个笨人，但自问还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勤劳。我从小学到大学只读了8年书，学历低，知识结构畸形，在《光明日报》这样一家文化色彩浓厚的媒体里，开始很不适应。我性格木讷，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，一开始几乎无法正常采访，每次面对采访对象，我都很紧张。当截稿时间将到，而稿纸还是一片空白时，我更是惶恐不安，为自己的无能悲哀。

2006年，我参加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培训班，歌唱家廖昌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：“一个人身上应该有自卑感，总是很优越的话，容易没耐心。”

自卑，成为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障碍，严重的不适应使我几乎陷入绝境。原以为已逃离农村，从此走向光明，没想到走向光明途中，却又深陷困境——我不是当记者的料。再次逃离？绝不能！别人能当记者，我为什么不能？那段时间，自卑的我和自尊的我剧烈搏斗，一个我想当逃兵，另一个我却在苦苦坚持。最后自尊终于战胜了自卑，我坚持下来了。

一年后，我开始入门，业务逐渐熟悉，同时也逐渐克服社交恐惧症，能较平静面对采访对象了。许多时候，当采访遇到巨大困难时，我往往选择了坚持。一次受命采访一位破解世界数学难题的数学家，当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在追踪他，报社把刊发时间和版面都预留好了，但他拒绝采访，不肯见我。我调动许多社会关系疏通，却一直未能成功。眼看着截稿时间逼近却毫无进展，同事劝我放弃，我苦苦坚持着。最后关头，我另辟蹊径，从寻找他不遇的角度，写出了这个数学家在巨大成就面前仍然低调、敬业的品德。稿子发了一个整版，在几十个记者采写的报道中，唯独我的报道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。

▲叶辉采访彝族同胞。

当记者让我获得了许多荣誉：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国务院特殊津贴、范长江新闻奖提名、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……

我深深地爱上了新闻工作，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就像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的拉郎配婚姻不一定不幸福一样，当我怀着惊惧、惶恐、无奈、懊丧的心态，走进职业的“洞房”，掀开“新娘”的红盖头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将与我毕其一生厮守的职业之“妻”竟是如此的花容月貌，让我怦然心动，令我欣喜莫名。

结果不用我唠叨了，我爱上了这个“妻子”，不离不弃，“睡在身边还想她”，终于“白头偕老”。

我沉迷在工作中，故乡已渐渐离我远去……

但正如一首歌里唱的：“从来也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”故乡，总是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叩开你的心灵之门，告诉你它的存在。

1995年，我赴云南边境采访，目睹了边防战士与毒贩较量的惊险场面。中秋夜随部队采访时遇某国游击队，口令声、拉枪栓声交织，双方差一点交火，那场面动魄惊心。那次在云南采访月余，连日奔波，病倒在德宏州，高烧不退，数日粒米未进。四天后烧退，迷迷糊糊中，我突然想起家乡的手擀面。顿时，一股思乡的情绪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。

三毛的乡愁是梦中的橄榄树，余光中的乡愁是小小的邮票，我的乡愁却是家乡的手擀面，那是妈妈的味道啊！

多少年来，故乡一直是我不愿触碰的隐痛。而此时，思乡之情被味蕾唤醒，汹涌而来，挥之不去。一直以来试图逃离的，给我留下难以磨灭创伤的故乡，竟然向我展现出异常美丽的一面。

当年，母亲患上了肺结核，县医院医生宣告不治，父亲用大板车把母亲拉回，从不掉泪的他哭了。

在回家等死的日子里，救星却意外出现。

一天，堂叔梅狗端来一个瓦罐，掀开，一股肉香溢出。母亲无法拒绝堂叔的好心，便喝了。几天后，他又端来了一罐。

奇迹发生了，妈妈竟坐起来了。

其实，妈妈的病主要是饥饿造成的，几罐肉汤为她病弱的身体注入了营养，她竟奇迹般地好起来。

世道凉薄，人情如纸，梅狗叔是我们昏暗岁月里的一抹光亮，也为我们这个被遗弃的家注入一股活下去的力量。

堂叔叶三光，村支部书记。我们落魄回乡时，他一直明里暗里照顾我们。三光叔充满温情的佑护，使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。后来我曾问他缘由，他笑言：“戏文里说了，公子落难、王孙讨饭，早晚会有出头之日，现在不是应验了吗？”

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的理念支配着这些没文化的乡亲，他们用传统道德对世事作出判断。

苦难无法遏制孩童的天性。在故乡，我们的童年也有乐趣，采松花做松花糕，清明采绵青做清明团子。故乡多竹，四季有笋。春来桑葚遍野，我们爬上桑树，吃得满嘴乌黑，口中唱：“吃桑乌（桑葚俗称），拉桑屎（当地读ai），乌脚乌手乌卵袋。”

边地驿站，寂寞羁旅，绵绵乡愁在我胸中发酵。那个拼命想逃离的故乡，此时却以不可抗拒的魔力吸引着我，那种甜蜜和温馨的乡愁，温暖着一个游子的心……

画家黄永玉说：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

我离开故乡后，城市化浪潮汹涌，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。他们挣钱后回乡建房，那充满田园色彩的旧村舍渐被废弃，新楼拔地而起，村里靠种田为生的农户慢慢少了，让人心中充满怅惘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”村里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。一天，我回到故乡，在人群中一眼看到梅狗叔，我忙趋前与他打招呼，他却躲闪着后退。自从救了母亲，我们两家关系密切，他见我因何退缩？

发小小妹告诉我，梅狗叔觉得我们家现在发达了，他不想攀附。听到这一解释，我感到十分震惊，更感到痛心、愧疚。显然，离开故乡后，我们与他疏远了。我们落魄时，他施以援手，我们“发达”了，他却主动疏远。

故乡，就这样以它的朴实、善良、侠义，再次回到我的眼前。

发小小妹，儿时伴、旧时友，亲密无间。小妹非妹，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每次回乡，他都会拿出他的绝活——手擀面来招待我，让我体味“妈妈的味道”。

小妹说：“哈龙岙已修通公路，要不要去看看金华？”金华，木匠，几十年未见的旧友。

“去啊！”我心里竟有些激动。

车子沿着乡间马路前行，路左是龙门水库，水色澄碧；路右是连绵起伏的山，葱翠欲滴的树。

车子在村头停下，小妹领着我向金华家走去。

金华英俊挺拔，大眼睛、双眼皮，目光炯炯，但只要与人对视，他的目光便会腼腆地躲开，露出一丝羞怯。一笑起来，颊上两个深深的酒窝。

几十年不见，金华会是什么样子？

“小妹怎么有空来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山坡上传来。

农家屋前，一男子正在锯木板，依然是挺拔的身材，依然是熟悉的脸，面庞上的酒窝也依稀可见。

“看看，谁来了！”小妹看看他，又冲我点头。他盯住我看，一时愣住。我故意笑而不语。

突然，他眼睛睁大，失声叫了出来：“啊，是你啊，叶辉！”说罢扔掉锯子，飞一样冲过来，因速度太猛，竟一脚踩进路边的水沟里，顿时裤腿全部湿透。

“没想到……你会来……”他那粗糙的手紧紧地与我相握。

那一刻，那双粗糙的大手，实实在在地把我和故乡相拥在一起。我鼻子有些发酸……故乡仍在我心中。多少年了，实际上我从未与故乡分开，物理空间上虽天各一方，但我的心依然与故乡同频共振。

故乡究竟是苦难的、丑陋的，还是美丽的、温情的？我想，无论是谁，恐怕都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。但我越来越明白的一点是，正是故乡的生活，决定了我能走多远、飞多高，正是故乡的土地养育了我的性格，也为我的职业打下了底色。这种底色决定着我对事物的看法，甚至决定着新闻题材的取舍。

▲叶辉在四川凉山采访核桃深加工企业“亿丰油脂”。

2000年1月下旬，村民和友来找我，他两岁的女儿从二楼摔下。送医时，由于医院延误加误诊死了。他与医院交涉，医院不予理睬，双方吵了一架。和友老实巴交，一激动就语无伦次，情急中竟把我这个老乡抬出来：“我们村有人当记者，我要把记者找来主持公道！”

医院的人说：“好啊，找吧，我们等着。”

主持正义本是媒体的职责，但多年的职场经历使我清楚，介入此事，就会触动庞大的利益关系网，这将会给我带来麻烦。一段时间，我因批评报道和问题报道过分集中而引发的一连串纠纷，搞得焦头烂额。我的正义感在权衡个人利弊之后退缩了。

和友失望地离去，看着他沮丧的神情，我愧疚、自责，因为自己的软弱和自私。

半个月后，和友又来找我。他又去了一趟医院，医院挖苦他说，“你不是说请记者来吗？记者呢？怎么不来啊？”

那次，村里几个人陪他去，人多，也许医院也怕。最后将他预交的400元钱退回，算是补偿，和友不要，于是又来找我。

退钱，说明医院承认有责任。但是，一条人命400元，这就是一个农民的价值？我激动起来，决定介入。此时，我同事自告奋勇去采访，他回来的当晚，父母官的电话就追来了：“老乡啊，你是临海人，老家的事还要请你多关照，批评报道就别写了吧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亲戚、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劝我放弃报道。

医院领导甚至亲赴杭州协调。我表态：只要能妥善处理，可以不报道。

“一定一定，我们回去研究，一定给你满意的答复！”医院领导爽快地答应。

又一个月过去，和友第三次来了，他又去了医院。对方说：“你那记者老乡已给摆平，市领导都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已答应不报道了，你去哪里告都没用！”

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能这样？一股怒气突然从我心中升腾，太过分了！他们眼里还有农民吗？我也曾是农民，农民就可以这样被欺负？

激愤之下，我不再犹豫，当晚就伏案写作，5000多字的稿子一气呵成。

稿子很快刊出，我家的电话马上炸锅了……

若不是故乡的经历，若不是对底层民众的深切了解和同情，我不会介入此事。故乡赋予我的平民意识成就了我的职业底色，这何尝不是我生命的底色呢？

2001年6月，德清一中高中生崔利静因出版小说，在全省引发一场“中学生出书是利还是弊”的争论，我赶去采访。稿子很快完成并在二版头条刊出。

次年高考结束，我突然接到崔利静发来的邮件，她高考落榜，准备外出打工。

农村的经历使我体会到，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森严，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是高考，这个女孩如此有才华，她应该上大学深造啊。

我恍惚记得，国务院曾发过一个有关破格录取优秀学生的文件，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可破格进入高一级学校就读。

我迫不及待拨通了省教育厅总督学鲁林岳的电话，他说：“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》今年正式实施，如果这个女孩能通过考核，有可能被破格录取，也许她将成为中国高考改革破格录取第一人呢！”

我立刻就此采访，当天发稿。第三天，《专家呼吁给偏才建立绿色通道》一稿在《光明日报》二版头条刊出。

省教育厅厅长侯靖方看到报道后，当即作出批示，请浙江师范大学对崔利静进行考核，若通过，报省政府审批破格录取。

我很振奋，一周后，《偏才学生有望跨入大学之门，中国高考绿色通道将迎来第一个考生》一稿刊出。

最后，崔利静顺利通过考核并被浙师大录取。8月31日，我的第三篇报道刊出：《崔利静成为浙江高考直通车首位乘客》。能用自己的笔改变一个农村女孩的命运，我感到欣慰。

回乡次数增多，报效桑梓情浓，我对故乡的报道也多起来。教科文卫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时而会在我服务的报纸刊出，我还陆续推出家乡的几个人物典型：扎根海岛39年的乡村医生吴棣梅、发奋自学从乡镇医院登上国际医学舞台的台州医院医生叶丽萍。中央领导作了批示，她们被列入全国先进典型人物进行宣传，吴棣梅的事迹还被浙江省文化厅改编成现代戏剧搬上舞台。

故乡是什么？古往今来，多少人曾经记录它、描述它。但汗牛充栋的作品，又何曾穷尽故乡的面貌？故乡是一首诗？一片云？一阙歌？或许，故乡就是一坛越陈越香的酒，时间愈久，香味愈淳。那是一种灵魂的香味，人生倦旅中，给人安慰，催人奋进，给生命注入新的力量。

小编：沈宇航

主编：李璐

统筹：陈佳

监制：郑思佳

来源：农民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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